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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 业
农业是利用植物和动物生活机能,通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副食品、工业原料。农业的特点是: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,其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,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,生产周期长,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区性,在农村中,习惯地分为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五类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
第一节 民国时期农业
民国时期之农业处于五年三灾之状态,穷耕苦种。国民党政府无视水旱灾害对农作物的威胁以及人民性命财产之安危,农民辛勤耕耘,遇洪灾则变成泽国,遇旱灾则草枯稻黄。仙美素以“食天田”而著称,农民受地租、高利贷、卖青苗等盘剥,且技术落后,灾害年年发生。更受迷信思想所影响,因此,农村的经济不振,农民的生活自然艰辛。
例如:1943年春旱49天,则见水利的一斑,春种不能下地,即时米贵如珠,水贵如油,米价暴涨,逃荒江西、福建,卖田当厝,卖儿换米,乞丐无处乞讨,食树皮、吃草根,致使饿殍遍地。历史惨状,记忆犹新。
生产力在封建的生产关系枷锁下,农民处于饥寒交迫状态,土地的占有是极端悬殊,多数土地集中在少数的地主、富农手里,缺粮户达十之七八,无地少地农民仅以佃耕和当长短工维持生存。
一、地租种类
农民受地租剥削,其中种类有:铁租、活租、死租、田头分租、内租和外租等。
交租器皿
栳:一栳30斤。石:一石120斤。斗:一斗20斤。尚有升、合等。(一斤为16两)
租价:按田质论租额交租,有干谷和湿谷之分。田质为上质田,租额多为五石。中质为三至四石。下质者双方面议。
民国时期,地主、富农、工商业家等,多雇长工耕种,多余部分租给无地少地农民,无地少地农民也多承耕公田,农民受地租和苛捐杂税、皇粮科派、乡规族法等封建摊派,生活既艰苦,且社会地位也低。
二、农民生活
农业生产的产品本是农民的唯一经济收入。一般中农经济略比自耕自足低,佃中农更低,至于贫雇农除还地租外,未到春节已十室九空,“天光觅无黄昏顿”。有的出卖劳动,农忙季节到洋下或溪西畔去摆工做工,更有上山砍柴割草,走大垭、上���隍,担鱼苗上兴宁的苦活,有的是“一枝竹槌二条索”到罗山头担船头担搬运货物到新亨,赚点微薄工钱以求生存,终生不得温饱,当乞丐的也不少。
三、农业生产
农业生产技术落后,农具缺乏,种植品种单一,自然灾害频繁,产量不高,生产技术不改良,没有反季节种植,水稻多为高秆,易倒伏,而诱发病虫害,不耐肥。平均亩产300左右斤.如遇灾年颗粒无收。
第二节 建国后农业概况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进行土地改革,实现耕者有其田,彻底使农民翻身,进行体制改革,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,经济形式上,从低级过渡到高级。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。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关系的改变,提高了人的积极因素和挖掘土地潜力,农业生产的逐年发展,改善了农民的生活。
一、1950年至1954年是农村经济的恢复时期
1949年冬,实行“二五”减租和退租退押,对封建剥削制度在经济上的首次打击。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,实现耕者有其田,农村经济起着根本性的变化,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。农民从土地的奴隶变成土地的主人。
在土地改革中,没收地主多余(按平均数)土地,分给无地少地农民,中农占有土地不变。我村土地平均每人0.76亩。农民得土地,谁种谁收,激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积极性,1953年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书,作为法律保障。
1951年起,组织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。1953年由两个或三个互助组合并,称为“联组”。
1953年12月党中央发出《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》指明:个体农民从互助组到土地入社之“初级农业合作社,过渡到取消土地报酬之“高级农业合作社”,突现生产资料公有制。
是时,顶坝村人陈耀光组织了一个较之于互助组先进的农业合作社,为全区树了一面鲜明的旗帜,由此各村纷纷到该社参观学习先进经验,年末区委书记徐梅(梅北人)来仙美蹲点,鼓动农民参加以“入社自愿,退社自由”的农业社。并以一社为点(社址在今盛友祠、猪舍在今武华之铺子),二社为面(社址在鼎铭大楼),给全村农民起示范作用,当时参加者约占全村总户数30%。第一社蔡绍谦任主任,蔡汉明副主任,蔡耿中任社长,蔡芝盛任会计员。第二社蔡木坤任主任,蔡宋明任会计员。
农业社原则上是将私人土地、农具折价入股。实行地、劳分红,建立评工记分制度,发行工票,以总收入的40%作土地分红。5%作为公共积累。其余部分55%除上缴公粮外,按劳动工分分配。
农业社,方向好,产量高,收入多,人人能注重新生事物。领导克己奉公,以身作则,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,单位面积产量比互助组高,所得也增加,群众生活也改善了,社员喜形于色。
二、1955年至1957年为农业生产发展时期
高级农业合作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。高级社之机构与初级社基本相似。
1955年冬初级社转向高级社。农业合作化高潮向高一级发展。在全村原有13个初级社,全面贯彻地劳分配和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基础上,合并为高级社。高级社以股参社,每个人口一股,股金为37元,以耕牛、农具、土地评价抵押股金。转入人、劳、肥三者比例的分配原则。取消土地分红,土地成为集体所有(时有单干户存在大约有七、八户之多)。分配原则是85:10:5比例。把原分渗土地分配成一片片的区域,在全高级社范围内挑选有会计才能的人组成会计组,负责制订区域产量(按原1952年查田定产作基础,即七级十三分,土质肥瘦、易难、远近、技术等部分)制订定额管理。定额规定:以鬼仔埔距离为例每挑五次(担)水肥算一个工。实行包工、包产、包成本。并定奖罚,以全社平均数作基数,水涨船浮为准则,同奖同罚,施行约两年半时间。土地收归集体有其优越性,体现统筹一切、统一建设以及兴修水利,规划道路和平整耕地。移坟上山,道路改直等
三、1958年至1978年人民公社时期
1958年8月,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:“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”后,是年9月25日,新亨乡合玉湖乡、秋江乡建立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之“新亨人民公社”。政治体制是政社合一(没有单干户存在)。
人民公社之农业体制:土地公有,取消自留地,留少量饲料地,办公共食堂,各连建立蔬菜组。按月发工资(分七级:最低2元,最高8元)。
1958年至1962年农业走下坡路。
1958年9月25日成立人民公社,也即是党的总路线(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)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的进程,提出三化口号:组织军事化、生活集体化、行动战斗化。农村实行军事编制,把1957年撤并乡的基础上改编为营、连、排制。全公社编为12个营,营有正副营长,连有正副连长,排有正副排长。
营部是管区,负责行政管理,计划生产,调拨物资,连承上启下,抓生活,抓生产,排是生产单位。
兴办公共食堂:为适应组织军事化,生活集体化,行动战斗化,各连于1958年冬兴办公共食堂。当时的口号是吃饭不用钱,放开肚皮吃干饭,鼓足干劲生产。其时全村按规划办了十家食堂,像这样的社会制度,惹得华侨及澳港同胞无比向往。有的还特地归回桑梓。可是由于社会积累不多,仅吃得45天干饭,粮食便告罄,改吃稀饭,翌年冬无能为力,只能用吊股方式进膳,每餐每股八钱米,此时有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患多种疾病。1961年春,食堂改用瓜菜代而宣告解散。1959年春工资停发。这是大跃进、浮夸风带给农民的恶果。
1958年冬,实行深翻改土,在“犁头深翻万丈土,稻穗冲破九重天”的口号下,各业大军开进田间,夜以继日做着搬掘泥土的工作。
大力提倡技术改革和技术革命,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,然而在技术和资金贫匮情况下,以指令性和盲目性之发展,弊大于利,技术改革和技术革命遍及全国的各行各业。农村的改革项目繁多,推广双轮双铧犁,分配给我村一部,结果费财,变成废铁一堆。秧船,推行小科密植冠上“双龙出海”、“满天星”、“蚂蚁出洞”之美称。八月并禾,九月并蔗,提出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口号。违背天时、地利,强加民意之做法,确是劳民伤财。农村蒙受很大的冲击。各营设厂大搞钢铁。9月28日本村调出120名青年参加劳动大军上兴梅。1958年秋全村还调出150名青壮年参加建设龙颈水库。又调出25名往坪上大宝山炼钢铁。留下农民也终日忙于生产,大搞车子化,制土肥,夤夜上琅山砍伐林木作为燃料在长河头炼钢铁。大搞丰产田。
说至并蔗并禾,这里赘述一下:九月并蔗,是将甘蔗连根掘起并在一块栽下。八月并禾是将快孕穗之禾苗拔起,移栽紧凑,中间用绳索拉引,有条件的用鼓风机鼓进空气。这甘薯高产片是将本田培土成若干宽10尺、高7尺的薯畦,然后在背上滥栽薯苗,并以多种名称加以命名,高产片便是如此。
1958年至1959年水稻刮起浮夸风,据1958年11月17日《榕江报》报道:(中共玉联支部、新亨党委通讯组通讯)新亨公社玉联营15日在黄厝圩外,收割二亩零六厘四毫水稻,共收稻谷一万四千九百六十斤,平均亩产七千二百四十八斤,比去年亩产五百斤增产十一倍半。由此可见当时浮夸风之严重,这三年中不实之风,确实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社会元气,由于瞎指挥浮夸风、一平二调、平均主义、高指标、高征购、搞公共公堂、放“卫星”、摆擂台、唱高调等等,使党在群众中失去信誉。农村不景气,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度困难。但在农业基本建设中,发挥集体财力、物力、人力优势建设山塘水库,整修排灌系统,移坟上山,扩修机耕道路、运输“车子化”,减轻劳力强度,提高工作效率等都是农业发展的好事。
1961年至1964年以队为基础,稳定生产关系。1961年冬,体制下放,实行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(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)。
生产队是生产单位,是基础核算单位。恢复自留地(每人3厘、单人5厘)。纠正浮夸风和左倾错误。
调整后之生产队,按计划生产,健全记工评分制度,控制劳力外流,强抑“自发势力”滋长。提倡多种经营,从此农业生产开始回升,继而“三自一包”又受到批判,经济发展仍受限制。
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革命动乱时期,农业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,大割资本主义尾巴,农民再度受到强制命令之损害。当时形容全县只有一个队长,农业生产纳入政治运动。大搞政治评工和政治评粮。
1967年盲目推广“科情”水稻,1970年起连续三年的“三造”(试验一年三造)中的“科字六号”(简称科字六)等不适应本地区的品种,不但不增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活。
1975年冬号召生产队大建猪舍,大养其猪,说是猪多肥多。人们说:大搞养猪,反过来便是“养猪大狗”。猪多肥多,食品站的“猪刀肥多”。养猪运动以失败而告终。农业生产又趋于下降。
全社会进入了极左路线的境地。生产队大排工,出工时拖拉,一般要到八、九点钟,工作效率低,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各种会议都离不开三件事:积肥、控制劳力、收超支。各级领导大兴检查评比风。生产队则兴欺骗风。形形式式,定任务挑自留地涂作肥堆,以争名次。生产队调换私人厕池,限制社员挑厕肥。
这段时间,经济的衰退,市场缺乏物资,国家与集体发行了粮票、布票、糖票、煤油票等等几十样票证。购物搭配排长龙,成了当时市场供应的奇观。国家采取换购形式,规定除公余粮外还有三超粮、会议粮。为了防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,规定社员上市卖多余的蔬菜要到生产大队去开具自产证,否则,工商行政要没收蔬菜和木秤来干预。规定社员每户只能养鹅五只、鸭十只,并大砍五旁地 竹木,没收鱼池。严格控制社员种植和养殖,甚至对社员在生产队土地种植的包菜一律砍光。统称割资本主义尾巴。生猪定购、派购,定任务每人应认国家肉量、三鸟、蛋品,社员无法完成,则以生产队向国家完成,没有饲养者向市场购买。花生油除初开榨每人四两外,余者上缴换取化肥,有时要完成花生荚。黄麻等也要换化肥。黑市化肥每斤三至五元。
1972年“农业学大寨”,罗山旱园搞水土保持。在撤消生产队之前每个劳力每年要为大队负担50个劳动日,叫义务工或叫平衡工。
1976年又提出“人心归队,劳力归田”口号,再次割资本主义尾巴,坚决限制多种经营及家庭副业的发展,并统制五工十业,使农村经济再次受到冲击。
四、农业经济改革时期
1978年冬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进入新时期。1979年1月11日,党中央作出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规定发展农业生产的25项政策(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)。这是农业生产改革的一个转折点。即为集体所有制改为联产承包责任制。
1978年至1982年生产队仍存在。
1980年实行以田评产按人分产,生产队实际上有名无实。我村将土地下放到各户,以人口分配。但大队有权对该土地征用和管理,私人不得在该土地上建房或墓葬,从此把过去只能在三分地上闹革命的劳力解放出来,各自管好责任田,大队不拘泥品种、规格。人往高处走,水向低处流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粮食年年丰收。过去的所谓“早造食到挽冬秧,晚造食到控麦园,收成归集体,吃饭靠自己”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。多余劳力搞工副业或搞劳力输出。副业生产却成了生财之道,每年的副业生产或劳力输出的盈利远远超过了粮食生产的收入。由于收入多,人们的手头也宽些,精神面貌发生彻底的变化。
1982年生产队耕地下放,耕牛开标,犁耙搭配,每人分得三分水田,公余粮由田主承担,越冬作物仍有小麦等。规定每五年更换一次土地。
1985年实行“两田制”。每人两分地作为口粮田,余下部分由村统一支配。一直到了2000年因人口增加及耕地减少,每人只剩壹分粮地。
1985年取消农民生猪、三鸟、蛋品的派购任务,一律议价购销。2003年取消生猪屠宰税。
1985年公粮改以现金代替。
附录:农业“八字宪法”的诞生
1958年,在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,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我国农业的 高速度发展,必须抓好“土、肥、水、种、密、保、管、工”等八个方面的工作。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“八字宪法”。之后,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,“全面贯彻农业‘八字宪法’ ”,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十分流行的口号。
农业“八字宪法”的雏形,见于1956年1月25日由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“农业四十条”。其中提出的增产措施有:“(1)兴修水利,保持水土。(2)推广新式农具,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。(3)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,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。(4) 推广优良品种。(5)改良土壤。(6)扩大复种面积。(7)多种高产作物。(8)改进耕作方法。(9)消灭虫害和病害。(10)开垦荒地,扩大耕地面积。”这些增产措施几经补充和修改,在1958年8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的几个关于农业的文件中,就有了“水、肥、土、种、密、工具改良、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”的提法。10月27日,江苏等六省市,广东等七省区、内蒙古等五省区分别在南京、广州,呼和浩特召开农业协作会议。这些地方会议将农业增产措施都概括为“水、肥、土、种、密、害(除治病虫害)、工(改良工具)、管(田间管理)”。所不同的是,南京会议将这八项措施称为“农业宪法”,广州会议称为“八条宪法”,只有呼和浩特会议明确提出“农业八字宪法”。11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在一篇社论中说:“我们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、肥、土、种、密、保、工、管八条宪法。”12月9日,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:“以深耕为中心的水、肥、土、种、密、保、工、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。”12月10日,全会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》,农业“八字宪法”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。
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,“八字宪法”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摘自《新闻信息报》
第三节 粮食作物
粮食作物:水稻(分粳稻和糯稻)、小麦、甘薯、木薯、玉米、小米、芋、高梁等。水稻是主粮,甘薯、小麦次之。
水稻生产:农民一向有提高产量的愿望,重视选种和换种。品种不断被淘汰和更新。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有龙芽仔、大龙芽、揪布寮、接稗、西洋,快种有油尖等。解放后以矮脚南特、澄秋5号、60年代的珍珠矮、木朝著称。70年代起推行“三造”(三造水稻)一连三年“科字六号”失败后,推广广青、双朝、双桂、桂朝、杂交水稻。1982年以后,当家品种为杂交水稻。
2004年冬市农业专家提出明年晚稻种植方向,大力推广杂交稻常规优质稻。提出意见有:(选录)
一、杂交稻。1.高产地区。当家品种:华优86、博优998、秋优998。2.中低产地区。当家品种:博优998、秋优998、博优26。
二、常规稻。当家品种:特籼占25、华粳籼74、粤香占。
三、坚决淘汰常规非优质稻:珍珠矮、三二矮、青六矮、胜优矮、双朝25、包胎矮等品种。
小麦:从解放前一直沿袭至解放后,有和尚头麦和须麦,但产量低。1980年有柔麦、白芒等高产量抗病品种。
1982年后,生活提高,农户已不再种植了。
第四节 经济作物
我村经济作物计工业类:甘蔗、黄麻、红麻、花生、苎麻、靛青。
靛青:40年代前,本村曾大量种植,其秆可作绿肥、燃料,漂出液可作染布之原料。当时本村各坑两侧建有10多个“青学”坑供浸漂之用。染布作坊有黄家子等人。
苎麻:解放前,稍有土地的农户,每家都腾有一至两分地种植,自己织、纺纱、织布。自织之布,做长短衫,夏天穿着极其凉爽。
药材类:金香草、菊花等。
蔬菜类:菜头、芥菜、白菜、芥篮、包菜、春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西洋菜、葱、蒜、豆类、瓜类等。
水果类:荔枝:解放前在箩蛇尾老贼伯种植一片。在长河取兄种植十多株。罗山仔有资成号、纪传、倪量等人种植,树干有的现存在。取兄昆仲有柚园一片。
解放后,在郭厝坟、三担坟、罗山三处种双华李。琅山仔李树间种下荔枝苗,之前罗山仔曾植竹、油甘等。“四清运动”之后,又于罗山仔种柑(后因黄龙病而废)。1985年冬于曲路片植得柑橘140亩。
关于蔬菜类:本村距新亨较近而发展较早,尤以解放后人多地少,又无其它途径扩大收入,极力发展蔬菜生产是必然趋势,有新亨蔬菜仙美占一半之说。
黄瓜:期短、高产著称。1985年种植面积达150亩。日产3万斤以上,远销深圳、兴梅、潮阳各地。
青葱:每年黄瓜季节过后,青葱即登场,它适应性强,旱地水田皆可种植。也是我村主产菜。
椰菜:大量种植,是喂猪和咸什加工原料。
菜苗生产:70至80年代每家每户都有培育,主要是椰菜,时销量大,沿革品种有土种(澄海白沙培育出品)、大阪、泰安、特种等。
甘蔗:我村是盛产甘蔗地区之一,有传统种植习惯。清代至民国有土种蔗,1930年始有台湾“大王”,印尼爪畦仔种传入,糖份较高。至解放前夕,本村有土糖寮三个,糖寮一般榨期为40-60天,多为蔗农合股经营。都是出产红糖,也有用“糖漏”制白糖的,糖质清甜。1951年后甘蔗统由揭阳糖厂收购,规格严、价钱低。1951年后引进台糖1号、台糖134、竹仔种等高产糖份蔗种。70年代有种植秋植甘蔗、稻底蔗,由于甘蔗收获工作繁重,又没有种植任务,分田到户以后,已找不到种植的农户了,外村有植果蔗即乌猎蔗,竹蔗。
花生:解放前,埔园早地广种花生(蔓藤,也叫大豆、晚豆),历史相沿至解放后有早豆(挽种)和晚豆。晚豆,期长,一般正月下种,要到中秋前后收获,产量不高,怕秋旱秋雨。1955年普遍种植早豆,早造收割前即可收成,期短、产量高。还有翻秋花生,只作来年种子之用。
黄麻:解放前后多种溪东仔黄麻,高秆、产量低,但纤维质好,1970年被红麻所取代,红麻也称刺麻,满身长刺,生长期长,一般要到九月份才收录,产量高,但质差,曾大面积种植。
蘑菇:蘑菇的种植1974年开始引进,有气生型和贴生型品种,产品都不符合出口标准。1980年前后引进和本地蘑菇农培育自制菌种,划一为气生型品种,特点:色洁白,体圆,肉厚,味鲜甜,菇柄短。1984年品种更多样,大面积培育,每平方米收入达15元。1984年冬惠来罐头厂曾于本村设收购点。
第五节 咸什加工
菜脯、咸菜、冬菜
菜脯:是本村解放前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大宗产品,是名产“新亨菜脯”的一部分,它以质脆、味香、清甜可口而驰名于世。它有早菜和晚菜之分,有生食和熟食之分。早菜(白菜)冬至后可收获,晚菜霜降前下种,农历12月份可收获。菜脯作为名产,把菜脯切成薄片,泡清水,呈透明色,煮鳗鱼或涂虱可成顶上一汤:切丝配辣椒粉,便成辣椒菜脯;配糖叫甜菜脯,是进早餐白粥的最好佐料。新亨老菜脯消食开胃,更是一些老华侨喜爱之物。
菜脯,有老、中、新之分。新菜脯为当年腌制冬制冬藏,淡香甜脆,呈赤白色,有新菜脯赢过鲜鸡腿之誉。中菜脯为隔年藏品,呈棕红色,浓香,有光泽,质地稳定等特点。老菜脯是精选加工或陈年品,初呈褐色,后呈浓茶色,终呈黑色。置干燥阴凉贮之,少则数年,多则十几年不霉变。
早菜品种:马耳等。
晚菜品种:南畔洲(澄海地名,又可分为正地和过地两种,正地是种子播下随其自然,种子产留。过地也就是选种,将块大,个正,健康菜头移过地栽种,然后开花、结籽者,其种子纯正),后以本镇之溪头籽所取代。
生产队有大量种植,改革开放后,因盐价高昂,菜脯销路不大,本地只有少量,都属自种自销,市场流行量不大,腌制上只有两三家厂商加工。菜脯现在每斤在两元以上。二〇一六年新菜脯市价已涨至每斤5-6元不等。
芥菜:解放前农户至解放后的生产队都有大量种植,过去农户必挑至新亨顺兴号、同裕号收购。解放后汕头茶叶进出口公司在琅山设有腌制厂收购,制成咸菜。每个生产队年产芥菜在三万斤以上。后因气候变暖不适宜种植。
冬菜:原是我村的一项独特加工产品,1953年埔东的蔡炳存、蔡石卵两堂昆仲对外面世界接触颇多,受影响也多,学得一手腌制冬菜的好技术,随后在埔东广种天津青,囤积大蒜头,在其影响下,有几户农民学習着他们的技术不两年也发了财,但当时这些发财途径工商部门所不许,还遭一段波折。到了1958年高级社、人民公社时,仙美集体则获其制作技术而在本村大量种植天津青.办起个腌制厂,盛极一时。此时产品是纯品,但因蒜源不足滥用蒜秆而生酸味,影响质量而停产。体制下放后,社员都有少量加工,此时是混合菜(即天津青与椰菜之混合品),政治运动中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,遭扼杀。1978年冬起,加工业才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,在富民政策的感召下,家家户户大种椰菜,既养猪又加工冬菜,仅1986年春统计全村有4万坛上,像陈坤河、蔡炎剩等每户都超过两千坛。
时村副业生产在池下办起菜厂,加工咸菜、冬菜、菜脯、蘑菇,由黄文耀、陈坤河、蔡耿川等承包。后又以开标方式,承办人蔡炎剩经营。全村的加工业大小不等,有像蔡银华、蔡炎剩、蔡瑶水、蔡陈从几十家等。
其它:本村在公社化时设农场,随时间的推移一直沿到1978年结束。经营有:养肉猪、母猪、鱼池、水稻、山林、豆类加工,试验沼气未获成功。
第六节 农机具的发展
解放前后之农业生产体制均属小农经济,农机具无从改革与发展。沿用落后之锄头、犁耙、水车、打谷桶等农具,粮食加工是涂砻、风柜、米筛石臼、石磨等。
农机具的改革随着生产体制因异而异,旧式木犁有冬早之分,继而改用五一步犁。兴修水利淘汰了水车,有了喷雾器除虫,割稻可用打谷机。1966年购进第一部工农10型手扶拖拉机。“四清运动”时,县为照顾仙美的罗山灌溉,拨来一部无锡造40匹船用柴油机,旱时抬上罗山溪岸(崩坎)抽水,不旱时在茂贤公祠加工粮食、发电照明(1980年后加工厂搬至池下现址)。后因有青山电力供应加工,该机85年后报废。1976年购过一部上海造“丰收牌”中型拖拉机,司机为蔡戊贵,任务是往广州氮肥厂运氨水。对那时的机耕起了一定的作用,1987年报废。1984年蔡若兴购买一台收割机,从此割稻可用机械,但普遍认为收割费高,仍较之打谷机合算,至于潭蔡村已大面积用收割机了,每亩田费用60元。
80年代中期,耕田大体已用手扶拖拉机(仍有一小部分用牛),到了90年代中期耕牛也即被淘汰。
在公社化期间,所提倡的犁冬晒白、深翻改土也已被历史所淘汰。一改过去常态,稻田一经收割,把稻草作为主要燃料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,现在稻草晒干,付之一炬,田也不犁,等季节一到,照样布田,照样丰收,不费牛力、人力、财力。
回顾公社化之前漫长岁月,繁重的工作离不开人的手足和肩膀,既费力又费时,农业生产不发展,公社化后由于道路宽直平坦。伐木制成手推车,成了一时的“车子化”,使劳动强度提高好几倍,体力消耗也减轻了,手推车在兴修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,1970年后又发展了橡胶轮胎取代了木轮车,更提高了载重能力。
随着国家工业化向前发展,自行车越来越多,自行车不但成了代步工具,而且在农业生产及交通运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自从土地承包后,拖拉机已不再下田,搞起运输工作。据1985年统计,全村不下12部。现在交通工具已发展到摩托车、汽车时代了。有了抽水机,忘了水车。过去泥鳅嘴安了八架水车。如今私人车池已用上抽水机
第七节 虫害测报与防治
解放前:农业没有测报工作,更没有特效农药。土农药是鱼藤,捣碎取其乳白色液体除菜青虫、蛀心虫。除蚜虫则到药店买“天仙子”,水稻蝗虫让它自生自灭,或用迷信做法保丰收,或寄托在神灵身上保佑。
建国后,随着科学的发展,化学工业的振兴,多用农药消灭病虫害。“防重于治”,预报工作很重要,什么时候发生什么病虫害,“对症下药”得到良好效应,因而年年获得丰收。
第八节 多种经营及畜牧业
我村素以纯农发展,其他经营微不足道。稍有发展,即被列为资本主义尾巴。迨1978年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稍有进展。实行承包制之后,劳力被解放,在两分土地上闹革命。除种好水田之外,企业、商业、手工业、咸什加工业、运输业、建筑业、饲养业等,蓬勃发展。80年代中期,村集体的企业有粮食加工厂,副食品加工厂(主要加工蔬菜、油类、蘑菇等)。还有砖瓦厂、林业、渔业等。
私人开设的工副业有:陈岳忠蘑菇场;杂咸腌制个体户250户;铁业2户;单车修理3户;木器12户;私人粮食加工2户;小五金3户;缝衣4户;石匠4户;泥水工10户;铺仔50间;单车载客10户;理发3户;拖拉机运输12辆;外出劳力(经商、种植、养殖)800人;抽纱400人;母鹅80户;母猪1000头;雄猪3户;孵房3间;蘑菇1.5万方。这是1986年统计数字。之后直至2004年,我村外出人员达到1000多人,比比皆是,而存下来的劳动力在家承包土地,租金低,有利于投资规模。渔业也大发展,现在本村鱼池有50多户已达400亩。
1986年前母鹅的饲养量可算全县中最多的一个村,大约数有几千只。
母猪的饲养量,有的一户养了四头。
养鸡业:从前每家每户都有饲养三鸟习惯,自80年代建新屋之后,为了卫生,养鸡数量大幅度减少。1992年个体养鸡业又兴旺了,罗山公路土方工程完成之后,在长河头遗下办公房地址,承包给蔡庆华养鸡,那时养的是珍珠鸡。1996年蔡建雄与蔡汉光分别从陆丰县引进美国七彩山鸡,继后在罗山片与宫前养鸡户增到10家。
农业生产结构,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,特别是末期,土地耕植已达成本高,收成少,得不偿失境界,大部人员都不乐意种植,到深圳去从事种菜、打工、做生意。所分责任田情愿丢荒,在家个体户便以低价承包大片土地。
第九节 民生
今逢盛世,改革开放,国有太平之世,民享长治之荣,国运祚瑞,国富民强,人民生活蒸蒸日上,芝麻开花节节高,据不完善之统计:
(上述数字由村委供稿)
食 品
第一节 民国时期食品情况
农民出售生猪方式有两种:
一、宰肉:一般是饲养户与屠商有赊数关系,俗称“挂屠”。生猪需要卖,猪主向屠户先打招呼,由屠户定期屠宰,肉价按当同市场价格,市面销量不多。
二、卖猪生:把生猪卖给行商,俗称“冒估猪”,有目测或按肥瘦,由双方议定。
第二节 建国后食品情况
建国后,开始不严格,初几年仍按前方式,1953年猪肉可由户主自行屠宰,允许纳税后自产自销,犹记在风围前自由摆卖,一般猪肉每斤旧币3仟4佰元。
及后,实行统一管理,统一税收。防止漏税设管理站,指定屠宰场。扣除屠工费和税收、防疫费。
1956年起改变了以往经营方式。
多线供销:由于生猪多,销路广,允许私商领批发价贩卖。
见猪必购:1958年公社化后,国家统一规定,见猪必购,购四留六(即国家收购40%,留自食肉60%)。收购部分,每斤猪肉奖售粮一斤,以资补益。全公社计划供应,发牌价肉票。自留部分猪户可议价出售或屠商代卖。
一砧二价:食品经营部1961年起负责办理派购任务,一面销售猪肉。此时的生猪收购政策定为 “购六留四”,为解决农民出售猪肉的困难,1965年遂议价收购猪肉,议价随市,凭证者以牌价。
派购政策:1969年国家颁行派购政策。肉猪派购,任务到队,摊派到人,逐级包干。按人摊派,任务不完成者必须垫还差价。因此各生产队分猪地种饲料。
食品站除生猪营业外,于1966年至1980年要求户每人完成三鸟、蛋品、池鱼、三黄鸡的派购任务。当然完成者有肥料和米的补贴,不完成者追究差价。
除上述之外还有议价购销。
1985年1月取消派购任务;取消牌价肉证,一律议价购销;准许个体屠商营业,照批发价拨给,售价随行就市。
由于农民可以自由地进行农业生产、劳力转型,然而土地丢荒严重,一般农户都不乐意喂猪,生猪数量大幅下降,外省肉猪南下填补了本地的不足,生猪的需求量却增加。解放前,凭塔步金榜每天一腿猪仍销不了,时到今日,一天全村要销几头猪。2003年又取消了屠宰税,养猪的前途是光明的。
仙美的生猪收购,多以由食品站派人到各养猪户按猪的肥瘦评出成色、秤出重量下船,然后再到信用社结算取款为原则出卖生猪。
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“政府工作报告”郑重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。实际上已于同年取消近5成,2005年全部取消农业税。如今种田免纳税皇粮,还加补贴。
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
这是一个集体组织的商业机构,早在解放前之初为挽救解放之金融贬值,以货易货局面的通货膨胀,而将市场经济稳定纳入正轨、保障供给而设置合作社(简称供销社)。国家有供销总社,新亨有供销社,仙美有仙美分社。以入股方式加入,每人一股,每股一元。至1955年入股者每股6元。年有分红,分一些纱线或火柴。至公社化期间,物质极度,物质供不应求,而美其名叫计划供应。买东西要票证,买布要布证(最困难时每个农民发1.5尺);买粮要粮票,市上点心也要粮票;煤油票,火柴票,热销要排队。直至1965年设货栈,将那些热销又不敢卖出的单车,缝纫机贵重物质高价卖出(按:市场投物资,也出现大量走后门,人民压积的人民币太多),一下子,政府回收了不少的钞票,供销社的存在 一直延伸至1995年,不过,改革开放后,供销社已失去竞争力,已经是名存实亡。
(原合作社地址已被改成私人幼儿园)
“粮食是宝中之宝”。饥荒之年,粮食受粮商之垄断,十室九空,致有逃江西、走福建,潮汕饿死人的事到处都发生,这些都是政治的灾难,时政府都不管。迨建国后实行粮食政策和年年的丰收,农民才摆脱灾难。市场粮食购销是自由价,1953年市场价每市斤白米1仟元(旧币),议买议卖,没有囤积和垄断,稻谷每佰斤7万元(旧币)。
1952年11月全村进行查田定产。
1955年8月25日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,开始凭地方粮票或全国粮票购买粮食和粮食制成品。农村实行粮食定产、定购、定销的三定政策。根据当地粮田面积、常年产量确定的(1952年的查田定产基数即土地单位面积、肥瘦、远近进行定产),定购是从定产的数量中扣除农民按规定的口粮、种子、饲料等用粮后,对多余的部分,按一定比例统购数量,并规定若干年不变。丰年适量增购,歉年实行减免。定销是对种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或缺粮地区,以及国家规定的吃商品粮的人口,按国家规定的合理标准,确定统销数量。
仙美村每年按政策统购(上调)粮食(稻谷)1669担,花生油97担(1985年数字)。
金 融
解放后,银行的名字在新亨开始出现,银行固定两个组织:一是中国人民银行揭阳县支行新亨营业所,二是新亨信用合作社。前者为国营企业,后者为集体企业。
信用社主要任务:按照国家金融政策,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宗旨,极力组织农村闲散资金,支持个人或集体发展农业生产或商品生产、商品流通,帮助解决人民生活困难,打击高利贷者活动,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服务,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服务,为人民群众服务。
第一节 金融概况
一、清代至民国时期之金融
(一)清代至民国时期之货币制
清代一律使用硬币和银票,以白银为单位(也称龙银、光洋、大洋,每个0.72两),附币有铜镭、铜钱等。
民国时期,大多沿用清代遗留硬币,附币仍使用铜镭铜钱直到解放前夕。
民国中期,由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农业银行发行纸币,币值相当于白银,民国时期发行过金圆券和关金纸币。
(二)饷当和钱庄
饷当:向政府纳饷的当铺,叫饷当。广大人民群众每当生活、经济上窘迫时所走的路是当铺,以衣物作典押贷高利贷,逾期没有经济能力赎回者,把押品抵债。
本村大体当铺有三家,即恒春当铺,永利当铺(后三间),复裕当铺。
钱庄是无钱人向钱庄贷高利贷,需中人作保证方得贷出,或向富裕户贷谷利、贷银利,需立田园厝屋契作按。中人也叫经纪人,如蔡大勇、蔡大满、蔡耿禄、蔡纪纳等,后新亨出现息条也有经纪人,经纪人代写契约收手续费。农民的生活极度艰辛。
抗战胜利后,币制难以稳定,日见贬值,滥印关金 ,滥发金圆券。解放前夕,港币、美元市面流通,甚至市面上私商印发货票,纸币满天飞,市场极度混乱,本村蔡木鸿、蔡太利也曾发行货币,因而恢复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状态。不管以物易物,都以糖、米价做准绳,就是买一合火柴也要以米交换。
(三)放高利贷
高利贷形式多样,有七天期(即一礼拜)、十天期、一月期不等,期限越短利率越高。月息有一尺水者(10%)、有一丈水者(100%),母生利,到期母利合并再生利。有商人舍本业从事放息者,叫做“放息条”,结果,利息的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,不少人因此从放息到倒闭。
二、建国后之金融
(一)货币流通
解放前夕,解放区发行南方券,裕民券,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省内各地设立分行,发行人民币,收回南方券和裕民券,不准国币和港币等流通。从此货币趋于统一。
1955年前使用旧人民币,面额为伍万元、贰万元、壹万元券等,辅币有伍仟、贰仟、壹仟、伍佰、贰佰、壹佰等。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,比率是新人民币壹元折旧币壹万元,收回旧人民币。1957年发行铝质辅币(即分币)
(二)物价稳定
建国后,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,生产力随着生产之发展,币制稳定,人民安居乐业,生活大大改善。
第二节 信用合作社
信用合作社是随全国三大合作化事业而产生的,实行独立核算,独立经营,自负盈亏的经济原则。
信用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,1953年起,以农民自愿入股原则第一次入股,每股二元,第二次扩股每股四元,占总农户90%以上。(二元即折为新币)
社址在今茂贤公祠东侧平房,1985年后镇社安排新址,2003年仙美分社撤消,归新亨信用社。
历年分社干部:蔡书声、黄国源(1956年前)、蔡宋明(56年后至公社化在任,公社化后调大队当会计),公社化以后由蔡汉波接任直到退休。